上证报中国证券网讯（记者宋薇萍）全国政协常委、上海公共外交协会会长周汉民6月18日在2026陆家嘴论坛“全体大会八：全球治理框架下的可持续金融创新与合作”上表示，当前，全球绿色债券已经成为全球主流资产，中国绿色债券市场已完成了“从无到有、从有到大”的历史性跨越，但仍需要完成“从大到强、从规模扩张到质量提升”的关键转变。面向未来，建议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方向，以服务“双碳”目标和高质量发展为主线，推动绿色债券实现期限更长、标准更高、结构更优、国际影响更强。
周汉民表示，当下，建议市场各方着手推进以下工作：第一，建立长期绿色资本供给机制。大力发展长期限绿色债券，吸引养老金、保险资金参与。第二，完善绿色债券激励约束体系。推动绿色税制改革，建立风险分担机制，提高绿色融资吸引力。第三，提升信息披露透明度。建立统一环境信息数据库，完善第三方认证制度，防范“漂绿”。第四，扩大民营企业参与。创新绿色增信工具，降低融资门槛，激发市场活力。第五，积极参与全球规则制定。推动绿色金融标准互认，提升人民币绿色债券国际影响力，增强我国绿色金融话语权。
全球绿色债券已成长为全球“主流资产”
“绿色债券其实是一个新生事物。2007年，全球绿色债券规模大约在10亿美元左右。随着2015年应对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的签署，市场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周汉民说。
根据国际非营利机构Climate Bonds Initiative（CBI）的统计，截至2025年底，全球绿色、社会、可持续及可持续发展挂钩债券（GSS+）累计发行规模达到6.8万亿美元，其中绿色债券约占三分之二。
“绿色债券已连续多年成为全球可持续债券市场中规模最大的品种。特别是2024年和2025年，全球绿色债券的年度发行规模均保持在1万亿美元以上，这表明绿色债券已从‘创新金融工具’发展成为国际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周汉民说。
放眼中国市场，自2015年12月人民银行发布《关于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绿色金融债券有关事宜公告》、并配套出台《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以来，中国绿色债券市场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已成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绿色债券市场之一。
“在绿色债券领域，中国既是后起之秀，又勇当先锋，发展令人瞩目。”周汉民总结说，中国绿色债券市场发展存在五个特点：
——建立了全球规模领先的绿色债券市场。
从2016年正式起步至今，中国绿色债券市场发展速度位居世界前列。根据国际非营利机构Climate Bonds Initiative统计，截至2024年底，中国累计发行符合国际标准的绿色债券规模超过5500亿美元，位居全球前列。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绿色信贷市场，全球最重要的绿色债券发行市场之一，全球绿色金融规则的重要参与者。
——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绿色债券制度体系。
制度建设是中国绿色债券发展的突出优势。近年来，我国逐步建立了绿色项目目录体系、信息披露制度体系、第三方认证制度、环境效益评价制度和跨部门监管协调机制。特别是2021年发布的《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2021年版）》，首次统一了国内绿色债券标准，结束了我国绿色债券市场长期存在的“多头标准”局面，这为市场规范发展奠定了制度基础。
——形成了多层次发行主体格局。
我国绿色债券发行主体日趋多元，包括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地方国有企业、中央企业、民营企业和金融租赁公司。其中，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等政策性金融机构发挥了重要示范作用。大型商业银行则成为市场稳定器。近年来，新能源企业、交通企业、建筑企业参与度不断提升。这说明绿色债券已经从金融部门的创新工具逐渐演变为实体经济绿色转型的重要融资渠道。
——募集资金有效支持国家战略实施。
绿色债券资金投向高度契合国家发展战略，主要集中于清洁能源、节能环保、绿色交通、绿色建筑、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修复。特别是在光伏产业、风电产业、新能源汽车产业和高铁建设等领域，绿色债券发挥了重要作用。可以说绿色债券已经成为推动“双碳”目标实现的重要金融工具。
——推动中国绿色金融国际影响力提升。
中国积极参与全球绿色金融治理，推动形成中欧“可持续金融共同分类目录”、G20可持续金融路线图和“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原则，中国正由规则接受者逐步成长为规则塑造者，这一转变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中国绿色债券发展面临五大挑战
“尽管中国绿色债券市场经过十年发展已取得显著成就，但仍处于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型阶段，存在一些亟待破解的深层次问题。”周汉民说。他依据多年调研走访，从融资期限、估值、信息披露、市场参与主体、标准建设等五个方面提出了当前市场面临的挑战，具体如下：
第一，融资期限与绿色投资周期不匹配。这是当前最突出的问题。绿色项目具有投资规模大、回收周期长、收益释放慢。例如海上风电项目、抽水蓄能电站、生态修复工程等都是如此。投资回收周期往往超过15年，但我国绿色债券平均期限主要集中在3年至5年，形成明显错配。其后果是“短钱长投”，加大再融资压力。建议发展10年以上长期绿色债券、扩大绿色永续债规模、推动保险资金、养老金等长期资本进入。
第二，绿色溢价不足，市场激励机制有待完善。国际市场普遍存在“绿色溢价”，即绿色债券融资成本略低于普通债券，但我国市场表现并不明显，企业发行绿色债券获得的实际收益有限，导致部分企业“发不发差别不大”。原因在于绿色投资者行业发展基础不足、税收优惠有限、风险补偿机制不健全。建议建立税收激励机制、完善贴息政策和设立绿色担保机制，真正体现“绿色有价”。
第三，信息披露质量仍需提高。信息披露是绿色债券市场公信力基础。当前市场存在披露内容不统一、环境效益测算方法不一致、定量指标不足和持续披露质量不高等状况。部分相关报告重定性描述，轻定量分析，由此影响了投资者判断。建议建立统一ESG披露标准、强化第三方独立审计并提高环境数据真实性，实现“全过程、可量化、可追溯”披露。
第四，民营企业参与不足。当前市场发行主体仍以国有企业和金融机构为主，民营企业占比较低。其原因包括民企信用评级不足、融资成本偏高、认证费用较高，然而大量绿色创新企业恰恰集中于民营经济领域。建议设立绿色增信机制、建立专项风险补偿基金、扩大知识产权质押融资，以提高民营企业可获得性。
第五，绿色标准国际协调仍需加强。尽管我国标准体系不断完善，但与国际标准仍存在差异。尤其在天然气项目认定、过渡项目界定、碳减排测算方法等方面。标准差异会增加跨境投资成本，不利于人民币绿色债券国际化。建议推动中欧共同分类目录扩围、加强与国际资本市场互认、提高国际兼容性。实现“中国标准”与“国际规则”的有效衔接。
加快“四个转变” 推动中国绿色债券市场高质量发展
周汉民表示，回顾过去十年，中国绿色债券市场取得的成就是显著的。它不仅有力支持了绿色低碳转型，也展示了中国金融改革创新能力。但同时必须看到中国绿色债券市场最大的挑战，已经不再是规模不足，而是质量提升；最大的任务，已经不再是“做大”，而是“做强”。他认为，当下推动中国绿色债券高质量发展应实现四个转变：
——从“用途融资”走向“结果治理”
过去十多年，全球绿色债券市场发展迅速。但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是：为什么绿色债券规模不断扩大，而绿色转型的实际约束力却没有同步增强？原因在于，人们更多关注资金投向是否绿色，却较少关注绿色效果是否实现。换言之，人们解决了“钱花在哪里”的问题，却还没有完全解决“效果是否达成”的问题。未来绿色金融的发展方向，应当是从关注资金用途转向关注转型结果。绿色债券不应仅仅证明项目是绿色的，更应证明减排是真实的、环境效益是可验证的。
当融资成本与减排绩效直接挂钩，当绿色目标与市场价格直接关联，绿色金融才真正具备改变行为的力量。绿色不再是一种倡议，而是一种约束；不再是一种标签，而是一种责任。
——从“单一产品”走向“金融生态”
周汉民认为，今天，绿色金融面临的一个现实挑战是碎片化。一个项目对应一只债券，一个企业对应一个融资主体。这种模式能够支持项目建设，却难以支撑整个经济体系的绿色转型。未来的竞争，不是单个绿色项目的竞争，而是绿色资产体系的竞争。因此，绿色债券的发展方向，应当是构建覆盖投资、融资、交易和退出全过程的绿色金融生态。
推动绿色资产证券化，发展绿色REITs，建立绿色资产池，形成绿色资本循环体系。让绿色资产能够持续生成、持续流通、持续增值。从“发行一只绿色债券”，走向“建设一个绿色金融市场”。
——从“国内市场”走向“全球定价”
周汉民认为，绿色金融发展的更深层问题，是规则问题。今天世界并不存在完全统一的绿色标准。不同国家、不同地区，对于什么是绿色、如何评价绿色、如何披露绿色，都存在差异。表面看这是标准问题，本质上这是规则制定权问题。未来全球绿色经济体系将面临三个核心问题：谁来定义绿色？谁来认证绿色？谁来为绿色资产定价？这三个问题的答案，将决定未来全球资本流向和产业布局。
中国不能满足于成为绿色金融的重要参与者，更应努力成为绿色规则的重要供给者。推动绿色标准国际互认，扩大人民币绿色债券国际影响力，建设具有国际公信力的绿色资产定价体系。从绿色资本大国迈向绿色规则强国。
——从“信用驱动”走向“数据驱动”
周汉民说，数字技术正在深刻改变绿色金融的底层逻辑。过去，绿色债券依赖事后披露和第三方认证。未来，绿色债券将越来越依赖实时数据和智能技术。区块链确保资金流向可追踪；物联网确保减排效果可监测；人工智能确保信息披露可验证；智能合约确保责任约束可执行。
未来的绿色债券，不再是纸面上的承诺，而是建立在真实数据基础上的智能金融工具。它将实现四个“可”：可测量、可验证、可追踪、可执行。这将成为绿色金融发展的重要方向。
新玺配资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
